8月16日出版的第16期《求是》杂志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《全党必须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》，文中强调指出：“古人说：‘民富国强，众安道泰。’进入新发展阶段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。”

　　“民富国强，众安道泰”语出东汉赵晔《吴越春秋·卷八·勾践归国外传》，原文为“越主内实府库，垦其田畴，民富国强，众安道泰”。也就是说，越王勾践通过采取各种措施，使得国库充盈，百姓安心耕种，最终实现了人民富裕、国家强盛、社会安宁和世道太平的局面。

　　民富才能国强，“足民有产，则国家丰矣”。先秦诸子虽然在政治见解上有所分歧，但在“民富”这一点上却很一致，如孔子云：“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。”与儒家学说较为对立的墨家在这一问题上，也同样强调“民富国治”。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管子更是直接表明了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”的观点。之后诸多思想家都围绕着如何“富民强国”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如北宋时期的司马光从“食者生民之大本，为政之首务也”角度出发，强调通过宽民之身、养民之力和富民之家，最后实现由富民而强国的目标，南宋理宗时期大臣危昭德在继承北宋程颐“厚民生”思想的基础上，提出“欲寿国脉，必厚民生”的建议，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更是强调通过“善治”的实践，实现“惟吾民之所愿是顺耳”，因为“善治”的标志就是富民，本质就是“厚民生”，可见“民富”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和精髓所在。只有实现了民富，社会才能进入健康和谐状态，才能保持长期稳定发展，文明的社会风尚也更易形成，而这些都是实现国强的基础和前提。

　　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。通过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史可以看出，国泰民安的时期，无一不是全力实施“民富”的结果，远如西汉初年的“文景之治”、中如唐朝初年的“贞观之治”、近如明朝初年的“仁宣之治”和清朝前期的“康乾盛世”，都把“民富”放在了首位，通过民富实现了国强，进而实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。正如汉初政治家贾谊所言：“民不足而可治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尝闻。”大量的历史现实已充分证明，对一个国家来说，无论是群众生活的安心优雅，还是社会氛围的祥和安泰，都需要以实现民富为根本基础。春秋时期的管子之所以做出“治国常富，而乱国常贫”的判断，就是基于对“民富”意义的深入理解。

　　“民富国强”是“众安道泰”的前提和基础，“众安道泰”是“民富国强”的积极呈现，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整体。人民的幸福、社会的稳定建立在“民富国强”之上，中国古代对“大同社会”愿景的描述是“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”。而“众安道泰”实际上就是对“大同社会”更精细化、具体化的表述，唐宋以后的思想家则进一步将其表述为“河清海晏，时和岁丰”，这些表述所蕴含的高远智慧，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提供了丰厚滋养。

　　民富是基础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，我们党就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：“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。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，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。”

　　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，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鲜明标识。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奋斗过程中，只有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不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多深层次问题，才能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也才能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早日实现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。

　　（作者：王伟凯，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秘书长、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）